2012年7月28日，广州。午后雷阵雨刚歇，空气湿得能拧出水来，天河城南门广场蒸腾着柏油路与茉莉香精混杂的气息。我站在喷泉池边第三块青砖上，手里捏着一张印着浅蓝云纹的许愿笺——那是商场周年庆赠品，纸角微卷，边缘已被汗洇开一小片半透明的雾。

人潮如涨潮般涌来又退去：穿校服的女生举着冰棍尖叫着追同伴；西装革履的男人低头猛戳手机，领带歪斜；一对老夫妇并肩坐在遮阳伞下，老太太把剥好的龙眼肉轻轻放进老头手心。而你，穿着白T恤和洗旧的牛仔短裤，斜挎帆布包，正逆着人流朝我走来——不是偶然，是约好在喷泉边等十分钟。可就在你抬手看表的瞬间，我忽然发觉自己连笔都没带。保安亭旁的临时摊位卖圆珠笔，五块钱一支，我摸向裤袋，指尖触到硬币的凉意，却停住了：如果写了，是不是就把某种轻盈的可能，钉死在了这方寸纸面？

后来才懂，那不是怯懦，是身体比意识更早认出了命运的临界点——有些名字一旦落笔，便再难擦去；而悬置本身，竟成了最温柔的保存方式。十年后整理旧物，在2012年日记本夹层里发现这张未用的许愿笺，背面不知何时被谁用铅笔极淡地描过一行小字：‘你站着的样子，像一句没押韵的诗’。我怔了很久，终于明白：原来那年夏天，我并非没写下你的名字——我把它刻进了所有未选择的岔路里，刻进了每一次欲言又止的呼吸中，刻进了此后每个相似的、潮湿的、人声鼎沸的南方傍晚。